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

  习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所谓“橄榄型分配结构”，是指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比较少，而中等收入群体占绝大多数的一种社会群体收入分配结构，其“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与橄榄相似。一般认为，橄榄型分配结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分配结构。总的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具备极其重大的社会功能，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有助于增进民生福祉、维护人民利益。

  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基本适应的收入分配结构。同时，毋庸置疑的是，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明显问题，比如，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够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仍然很难等。根据战略安排，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稳步的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着重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关系。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首先要正确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基础性制度安排上做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这三种分配制度各有功能优势，互为补充。初次分配就是国民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一种分配，注重“效率”，既要坚持按劳分配，维护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又要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再分配更看重“公平”，主要由政府主导，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在各收入群体之间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在较大程度上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三次分配则更强调“责任”，主要是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同阶段，三种分配的占比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的提升，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占比会逐渐增加，但总的来说，三次分配都只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逐步深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推动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建立健全公益和慈善机构、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回报、奉献社会的激励机制，鼓励其在三次分配中积极发挥作用。

  二是要处理好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的关系。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要通过差别化的引导和激励政策来缩小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关键，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基础，规范和调节高收入是抓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抓住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重点对象，改善居民收入结构，多渠道增加收入，特别是要提高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匹配度和劳动参与率，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创造条件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主要是提高劳动报酬，培育新兴起的产业和服务业，拓展新的就业渠道，并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低收入者的职业素质、就业能力，以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不是要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强调整顿收入分配秩序，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三是要处理好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城乡、区域、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的因素。缩小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差距，重点是要坚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多渠道增加城镇和乡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比例。缩小区域居民收入差距，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对一些刚脱贫摘帽的集中连片地区要继续大幅度增加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加大以工代赈力度，深化东西部对口协作，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自身特点，增强其致富能力。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主要是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加强行业工资水平的监督和管理。总的来看，要立足于制度创新和加快体制改革，切实缩小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努力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