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再属于欧洲它已成为亚洲的半岛”：一位意大利哲学家的深思

  【导读】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欧洲极右翼的兴起？这一轮欧洲极右翼的兴起是扩张性的还是保守性的？和20世纪初期带来深重灾难的极右翼兴起是否同质？其兴起的根源是什么？会对全球秩序带来什么影响？

  主流观点认为欧洲极右翼的兴起源于经济衰退、激进的气候政策或移民冲击。但洛伦佐指出，这三种解释都只包含着部分真实，而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要理解欧洲极右翼复兴的深层根源，我们一定要改变自身的语言：我们所见证的是民族主义的崛起，而非极右翼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欧洲今日的民族主义并非那种扩张性的、年轻气盛的20世纪法西斯主义，而是一种地方化的、降级的、疲惫的民族主义。回望漫长的世界历史，欧洲的崛起是一个短暂的反常：一个亚洲的半岛决定了过去三百年间世界历史的走向，将全球都重塑了一番。而今天，随着西方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这一反常现象走向了终局。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相比于世界上别的地方，欧洲正在慢慢的变边缘化，地位衰落正在冲击欧洲，“欧洲人正在意识到，成为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到底意味着什么”。

  地方化（Provincialized）的小型欧洲民族国家使其无力处理欧洲面临的种种困局，难以应对庞大的世界性混乱。对于欧洲来说，极右翼打造出来的“民族国家”旗帜是一个“避难所”。他们盼望能重新铸就一个文化同质的、严加管理的地方化民族国家共同体，以应对下降时期欧洲的无力、迷失与恐惧。今天的欧洲民族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慢慢的变成了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这一趋势和正在到来的多极化世界共振，为未来创造出新的可能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0月刊，原题为《欧洲极右翼：疲惫的民族主义》，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纵观欧洲，极右翼为何崛起？首先，我们看一些当下的背景。截至2024年，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持续在扩大其影响力，最近几次关键国家的选举反映了这一趋势。在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及其政民联盟（National Rally）在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7%的选票，超越了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不过，她未能在随后举行的全国立法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在荷兰，格尔特·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在2024年选举中以28.1%的选票跻身第一大党，成为这个不稳定联合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

  在意大利，2022年赢得政府后，焦尔吉娅·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Brothers of Italy）继续主导着政治舞台。在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29%的选票，巩固了其在意大利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在德国，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稳步上升，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在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赢得了16%的选票，高于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的10.3%。这一结果反映了该党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等地，该党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最后，在瑞典，极右翼瑞典的崛起显著改变了政治版图。在2024年大选中，瑞典获得了22.5%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对该国传统的自由进步形象形成了挑战。

  在最近由自27个欧盟成员国中选出的欧盟议会中，极右翼团体占据了26%的议席。这一现象令人瞩目，但它并不能撼动由中右、中左、自由派与绿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多数派。

  总的来说，极右翼在整个欧洲都是一个显要的存在，它塑造了政治气候并时而参与执政多数派；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并非不可战胜。举例来说，一些国家的政治气候正在逆转：在经历了八年的极右翼政府后，波兰最近当选了一个自由中间派政府。此外，将极右翼视为一个单一实体可能是个错误。如果说在匈牙利或德国，极右翼由腐败、狭隘和反欧盟的政党组成，那么在其他几个国家，极右翼已经变得主流化：例如，意大利的右翼政府支持欧盟和乌克兰，持正统经济观念。

  和过去一样，所有极右翼政党都会利用公众对现状的不满，并将移民、国家主权、经济不平等和对欧盟的怀疑等议题作为政治资源。但是，它们今天的崛起是如何被正当化的呢？

  十年前，“民粹主义”成为西方媒体的流行词。所谓的民粹主义政党大量出现：2014年，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创立的意大利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从无到有，直至掌握政府。在西班牙，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将那些集结在社区中心的社会运动分子转变为西班牙议会中的强大存在，并最终进入政府。2015年，希腊极左翼政党激进党（Syriza）从边缘化状态发展至赢得执政权，与欧盟形成对峙。在英国，脱欧民粹主义者于2016年将英国拉出欧盟，这代表着一个发达国家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国家级自我伤害行为。

  面对这些现象，最被广泛接受的辩护集中于经济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陷入数年经济混乱，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爆发债务危机，到处都是弄巧成拙的紧缩政策，预算削减，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在21世纪最初10年的中期，许多欧洲国家的GDP仍然低于2007年。许多人据此宣称，难怪选民们转向极端。

  在今天，这种经济论辩护的解释力变小了。尽管疫情后的通货膨胀确实减少了购买力，但欧洲目前正经历着创纪录的就业率：从德国到意大利，从未有如此少的欧洲人在想找工作时找不到。虽然难称经济繁荣，但绝非经济紧缩。即使有些缓慢也并非激动人心，但欧洲依然在前进。欧洲不仅没有紧缩政策，恰恰相反，欧洲各国政府以大规模公共投资回应了新冠疫情危机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

  然而，对右翼的传统辩护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变体，即将极右翼崛起看作对欧洲气候政策的反应。与美国不同，欧洲严肃对待气候转型，征收二氧化碳税，削减农业补贴，以包括一些侵入性措施的方式快速过渡到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例如在居民家中安装更可持续但也更昂贵的供暖系统。这的确是事实：农民的抗议在推动极右翼领袖格尔特·维尔德斯于荷兰议会获得第一大党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选择党也公开抨击能源转型。然而，这种激进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转型也带来了可感的好处，便宜得多的风能和太阳能替代了天然气，降低了居民的能源花销。尽管意大利人投票支持右翼政府，但他们还是通过政府资助的2000亿欧元的节能改造补贴进行了一场房屋改善热潮。所以，如果说意大利对绿色转型有什么“反应”，那就是屋顶上的太阳能板了。

  一些分析家则转向移民问题，他们都以为，选民们是在对不断涌入欧洲的移民和随之而来的国家文化同质性丧失做出一定的反应。选民们在获得公共医疗、交通或住房等稀缺资源上面临日益加剧的竞争，由此他们选择极右翼作为回应。几乎所有的极右翼政党都将减少移民数量作为谈论要点。在欧洲确实任旧存在种族主义，也确实有更多的移民。但如今的欧洲国家已经完全成为多元文化社会，20%的居民人口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多元文化社会的到来自然有其代价，只是，这同样是一个不够充分的解释。

  首先，我们该转换思维方向来做多元化的分析：真正的新状况是，原本深植种族主义观念的前殖民权力，在几十年的时间中，竟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些最为开放、多元文化与多元种族并存的社会，且相对来说并无强烈反弹。其次，移民真正构成显著人口特征的地方是伦敦、巴黎、米兰这样的国际大都会，那里高达40%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在这一些地方极右翼得分却最低。而在那些几乎看不到移民的乡村与边缘小镇，以及整个东欧，极右翼却干得不错。移民与本地人确实在竞争稀缺的公共服务，但在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移民抢走工作”的叙事几乎无人提及。相反，面对人口下降，即使是右翼政府都听取了产业界要求更多移民的呼声：意大利右翼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最近增加了外国工人工作签证的数量。

  经济、气候、移民：三种解释都包含着部分真实，但是它们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要理解欧洲极右翼复兴的深层根源，我们一定要改变自身的语言：我们所见证的是民族主义的崛起，而非极右翼的崛起。

  过去三百年向我们展现了一次特殊的历史反常。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我们这颗行星上的各种转变，从族群历史到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都被一个狭小且文化同质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决定：这一个地区就是亚洲的一个半岛，名叫欧洲；在更短的一段时间里，它的美洲后裔也曾去参加了。而今天，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反常状态的终局。

  意识形态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对其承载者的不可见性，就好像一副眼镜的框架总会被习惯佩戴者的大脑所忽略，所以欧洲人与北美人总对这一状态的例外性毫无觉知。现在这副眼镜坏了，我们的眼睛终于能看到镜片的裂痕与框架上的补丁。

  眼镜是何时坏的？我们已习惯把1991年冷战结束视为美国那无与伦比的霸权的开端，但只有在后见之明中，一个历史时期的真正重要性才会得到揭示。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柄谷行人对这一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在《世界史的构造》中写道：“自1990年以来，尚未被揭示的情况并非是美利坚‘帝国’的建立，而是多个帝国的兴起。”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世界别的地方的经济崛起，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历史和文明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对全球化的反弹——在21世纪最初10年表现为所谓的民粹现象，它随后扩展为21世纪20年代的主流——其实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目标实现过程。

  对于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影响，学术界已经有丰厚的积累，并且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与道德意义。这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领域，它既分析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又重视创伤、身份认同和心理学问题。然而，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衰落对西方人心灵产生的认知与哲学影响，却还未得到充分研究。正如著名哲学家、欧洲法西斯主义分析者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欧洲的帝国计划起到了调节国内不平等的作用。简单地说，贫穷的法国工人与衰落的实业家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法国人，且并非来自殖民地。他们都以为自己高于那些被他们国家统治的人民。哪怕是在更晚近些的时期，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仍然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心理鸿沟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分隔开来。一个欧洲人，不管多穷，仍然拥有机会、科技与自由这些世界别的部分的人难以企及的东西。这种特权感为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强力的工具。特权所提供的物质现实也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使得它们能通过增加福利支出来换取民众支持。这种消弭内部紧张的外部安全阀现在已永远地消失了。

  相比世界别的地方，今天的欧洲正慢慢的变边缘化。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相比，它更加受到地位衰落的冲击。它在全球经济的关键领域技术落后——想想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与德国汽车展开的竞争；它的地理政治学缺乏方向且在军事上软弱——想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它的民族国家太小，又过于骄傲和目光短浅，无法在政治上统一成一个真正的欧洲联邦，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全球排名不断下滑。正是这种衰退和迷失感，助长了民族主义右翼的兴起。

  欧洲人正在意识到，成为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是绿色转型所需的大规模投资，抑或需要定义一种人道且有效的管理移民潮的方式，甚或在战争回归欧洲大陆的当下寻找一种新的安全范式……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时，欧洲没有一点一个政治行动者可以主导这些事件，而非被其所主导——问题出在这里，而不是出在经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移民潮本身。更微妙的问题就在于，地方化（provincialized）的小型欧洲民族国家的失能使其无法治理这些现象，由此转化为无力、迷失和恐惧的感受。

  对于欧洲的小型国家来说，世界性的混乱过于庞大。为对抗这些混乱，极右翼挥舞起骄傲的“民族国家”的旗帜，将其打造为一个避难所。在这片共同的家园中，人民可以重建凝聚力，团结一心，找回相互的亲近感与共同的目标感。欧洲今日的民族主义并非那种扩张性的、年轻气盛的20世纪法西斯主义，而是一种地方化的、降级的、疲惫的民族主义。如果移民和少数族群成为极右翼的首选目标，这只是通过识别那些不属于共同体的人来完成共同体建构的古老策略，除此之外并无另外的原因。极右翼通过将自身定义为非移民、非同性恋者或非自由派，铸就一种文明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最后，他们还通过创造一个外部敌人来巩固这一认同，这个敌人通常是那些试图干涉国民，并强加他们自己的（普世主义）道路于其上的“自由主义精英”或“欧盟”。

  如果是从外在于欧洲的视角读到这些，可能会抱歉地产生“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之感，一种有些糟糕事就该发生在有些人头上的愉悦感。然而，在庆祝这是一个后殖民正义的好例子之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今天的技术、社会和地理政治学大变革正在全世界内激发民族主义姿态的上升。事实上，欧洲极右翼与世界多极化转向过程中对“文明特殊论”的重新发现亦完美契合。欧洲、印度或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都同意，每个文化身份都必须有自己的一块领土，在这块领土上它可以且应当不受外界干涉地蒸蒸日上。正如德国艺术评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所指出的，“今天，新右翼使用的身份政治语言是由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新发展起来的。当时，对原生态文化的捍卫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它们曾经试图通过强加一些所谓的普世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规范来‘文明化’这些文化”。这种批判虽然有点片面，但能够理解，而且不无道理。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批判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关切已经变了。

  今天的欧洲民族主义者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慢慢的变成了众多文明中的一种，并且他们要把握机会建立一个文化同质的、严加管理的地方化民族国家共同体。这就是怎么回事欧洲民族主义者与那些新兴非西方大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之间具有情感上的亲和性。所有这些人都试图重新找回一个想象的共同身份；所有这些人都呼吁重建一个对“真正的居民”有特殊意义的、在明确边界内的原生文化；并且，没有一点外部力量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涉这个文明单位——就如普世人权不能干涉后殖民世界，欧盟法治原则不能干涉匈牙利。

  地方化与民族主义化的极右翼在欧洲的兴起，代表着一种更广泛的病兆与世界组织秩序的一次结构性转变。未来的斗争最终将为这个正在到来的多极化世界带来一种新的表达，它是进步的而非倒退的、人文主义的而非民族主义的。过去的帝国主义和单极化世界并不只是转化为了民族主义的政治与分裂的文明身份，同样也催生了一种将全人类团结在一起的目标感，使其能够应对21世纪的巨大挑战。我们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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