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

  新冠疫情从2019年底被发现，迄今已经两年多了，在这700多个日日夜夜里，人类经历无法言说的痛苦与灾难。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有2.65亿人次确诊，死亡人数525万人（截至2021年12月4日）。疫情打破了全球化的既有的秩序和运转速度，甚至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说，人类对世界的乐观与憧憬也被突然来临的新冠疫情所打破。再加上世界上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甚嚣尘上，一时间西方主流社会所谓的精英不断有人像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一样，宣布全球化已经终结，新冠疫情终结了全球化的历程。

  全球化到底怎么了？全球化走到穷途末路了吗？在后疫情时代，有识之士不禁要问：全球化究竟何为？

  “全球化”一词据英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在《全球化百科全书》中考证，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流行，90年代红遍世界，成为最为时髦的词语和媒体普遍的使用的高频词。一个词语的高频率出现，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的现象，其背后蕴含了复杂的经济交往、多维的社会联系和深度的文化互动的现实语境。实证主义者认为说全球化是一个神话，是一个虚构的乌托邦；民族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对民族国家的进攻，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失去了疆界。有鉴于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并不是我们生活的附属品。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全球化角色发生重大变化：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到全球化的主动和快速融入者，再到全球化的积极引领者。置身全球化，感受全球化，理解全球化，阐释全球化，是我们这代人文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和义务。进入21世纪，当中国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时，当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之时，从世界历史来理解中国的发展，从中国的视角来理解世界的变迁，已经变得极为必要和非常重要。

  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雷曼兄弟引爆的美国次贷危机，再到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全球化所引发的风险、危险与危机暴露无遗。有些发达国家在充分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基础上，却在叫嚣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技术理论等高新技术的风起云涌，超级全球化、智能社会、数字全球化现象和“命名”运动应运而生。从人类历史纵横交汇的维度上审视，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全球化的演进与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复杂多变国际形势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产生奇异的蝶变。

  梳理发现，全球化每经历十年左右时间，就要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别全球化”、“再全球化”、“超级全球化”，每个语词背后蕴含着人类正在遭逢的现实苦难和科技日新月异的飞跃。基于数字高新技术的快速递嬗所带来生产力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我们大家都认为，全球化依然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过程，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人类普遍交往、普遍联系的经验历程。

  这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教授基于全球化的流动性和发展的新趋势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判断。什么是流动的现代性？它是指人、货物、信息、货币、观念、符号和图像的快速流动。有关全球的诸如股票、期货、外汇、石油、电影大片的指数时时刻刻在流动、在变化。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时空压缩，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共同在场”。一切恐怖、比赛、会议、战争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现场直播，远在天边，现场画面又好像令人置身其中。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伴随科学技术无限制的扩张和滥用，使现代社会成了风险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快速升腾，使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成为全世界风险世界。全球化是突然加速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手机和因特网的普及和提速，高铁和飞机成为人类的日常生活，我们所处的社会被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命名为“社会加速”时代，具体体现在“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罗萨的理论源自法国政治社会学家维利里奥，维利里奥赋予了“速度”以本体论的地位——速度不仅决定着军事领域，更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我们已进入了加速度的时代。例如，加速度是当前全球化经济危机的关键性原因之一。风险、危险、危机、流动性、加速度是传统全球化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是人们对全球化爱恨情仇的复杂交织的情结和症结所在。

  后疫情时代，在一些知识精英唆使下，欧美有些人开始质疑全球化。质疑的线年的统计数字啪啪打脸，除了人口的流动比以往减少了70%，其余货物、资本、商品、符号流动接近以往任何一个年头。有人统计，去年年底人类社会第一次拥有的手机量超过人口数量，当然这里存在着数字鸿沟，一个人拥有多部手机情况在发达的都市里屡见不鲜，但是还有许多偏远的穷人没有手机。70多亿部手机在整个世界流动接受和传播信息，表明数字全球化真正来临，有的人觉得正是新冠疫情促使数字全球化快速降临，2020年是数字全球化的元年。数字化生存、数字化防疫成为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生活的常态。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2021年2月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全球化不会扭转，每一天它都在得到强化，他把新冠疫情称为“数字化大流行病”，因为它深深卷入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

  一言蔽之，数字全球化通过区块链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快速融合和贯通，它重新编码建构了层次繁多、结构明晰的复杂多维的结构化的世界，实现万物相互连通互惠，通过信息、结构和通讯的光速化，实现经济文化的互融互合、共融共享的新业态，开创人类通往全球化大同世界的和合之道。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